影印作为古籍整理出版的一种重要形式，“本专指采用按原本照相或电脑扫瞄制版复印的方法出版的古籍”，低者确实如一些人批评的那样，“没有技术含量”、“拿过来就印”，高者则可以起到“继绝存真，传本扬学”的作用，不仅“使古籍中的善本、孤本化身千百，能够以本真面目永存世间”，又可“使珍稀版本或卷帙浩繁的资料以翻检便捷的形式出现，为学术研究者和广大读者提供阅读的便利” 。
相对于排印的整理方式，影印有着短平快的优势：短，指出版周期相对较短，只要选定底本，就可以很快地出版出来；平，对编辑加工能力的要求相对较低；快，其印数有限，销售周期较短，又因定价较高，收益快。
有鉴于此，不少出版社、民营文化公司看到当下影印图书市场趋好，纷纷加入进来。但大多没有什么规划，主要跟着感觉走：或者“跟风”，看市场上什么影印的东西好卖，就拿人家的本子一印，赚上一笔；或者“想象”，感觉什么东西好卖，就做什么。这种模式偶尔也会碰上一个好的底本或好的选题。但因其没有系统规划，出版的东西往往杂乱无章，不成体系，不具有可持续性。对那些不具有积累、追求短平快的民营文化公司来说比较“适合”——快进快出，捞一票就走。
相形之下，大多数古籍出版社在影印出版方面均有系统的规划。而这当中，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最具代表性，他们根据自身的特点，将影印出版作为其最主要的出版模块，形成了大中小、远中近的系统规划。非古籍专业出版社中，大象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在影印出版方面，也颇有规划。大象出版社以晚清民国文献的影印出版为重点，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则在海外中文文献的影响方面，颇具特色。
目前古籍影印出版的几种模式及其优缺点。
一、大型丛书式
这种模式以“四库系列”最为出名。上世纪八十年末、九十年代台湾商务、上海古籍相继推出《文渊阁四库全书》的影印版，催热了大型影印丛书的市场。后面不少出版社以“四库”的名头，推出了《景印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1985—1988年台湾学生书局影印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本）、《续修四库全书》（1994—200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四库存目丛书》（1994—1997年齐鲁书社影印本）、《四库存目丛书补编》（2000—2002年齐鲁书社影印本）、《四库禁燬书丛刊》（1997—1999年北京出版社影印本）、《四库禁燬书丛刊补编》（2004年北京出版社影印本）、《四库未收书辑刊》（1997—2000年北京出版社影印本）。
这种集成性的丛书，因其部头偏头，收书太多，底本征集涉及的收藏单位过多，底本的获取渐渐成为最大的难关：近年来，收藏单位底本费逐年上升，一些收藏单位待价而沽；一些图书馆基本种种考虑，出版社支付再高的底本费也不予以提供。从这方面讲，新编集成性文献丛书编纂的难度较以前要大不少。
但与之同时，近年来国家在图书馆、高校等建设方面投入了相当的资金，图书馆、高校、科研机构的资金充足情况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新高度，而且上述机构在大型文献的购置方面也舍得投入。单从销售角度来讲，大型集成性文献的市场正处于历史最好的时期。因此，只要有好的选题，严格控制成本，出版社的利润还是有相当保证的。
二、“近水楼台独占月”型
一类以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为代表，他们依托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丰富的馆藏资料，以及雄厚的科研实力，开发出了大量高质量的影印书籍。一类是以文物出版社、方志出版社为代表的部委所属出版社，利用部委的影响力，长期垄断了相关出版领域的出版资源。
随着出版体制的改革，主管部门与出版社的剥离，这种依靠隶属关系而取得“近水楼台独占月”的好日子，将渐行渐远。目前，上海图书馆在一些重要馆藏资源、重大研究项目的出版上，已经引入了招投标制。我们认为，这种竞标模式将渐趋常态化。相关出版社必须提高自身的出版实力，才能在竞争中取得最终的胜利。
三、错位竞争型
即绕开众多出版社都关注的出版热点，另外寻找新的影印资源。
这种影印出版模式目前有两种代表类型。
一种是“开眼向洋型”，即向海外寻找新的影印出版资源。
由于种种原因，中国有大量的珍稀文献散失在海外。郑振铎就曾沉痛地说：“史在他邦，文归海外，奇耻大辱，百世莫涤。”上世纪八十年代，国门重新打开，中国出版界与海外的交流渐趋增多，众多的海外典籍的被影响回归，这方面以“敦煌西域文献集成”的回归最具有代表性。
国学大师陈寅恪曾慨叹：“敦煌学术，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中国学者在敦煌学上的落后，既与近代中国动荡频仍有关，鲜有一个安静的学术环境有关，更与第一手文献的缺乏有关：敦煌文献主要藏在英、法、德、俄等国家，中国学者鲜有亲眼看到敦煌卷子的：解放前，能有前获得到欧美亲见敦煌卷子的人，是极少数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学者；解放后，中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与国际学术交流中断，更是难以亲见。后来虽有缩微胶卷，和黄永武的《敦煌宝藏》，但前者观看太不方便，后者文献影印质量太差。
从上世纪八十年以来，上海古籍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做了大量的工作。可以说，这一波海外敦煌文献的影印出版，既是中国“敦煌文献的出版史”，更是一部中国学者追赶、反超国外敦煌学研究的历史：四川人民出版社推出了的《英藏敦煌文献》（1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则先后推出了《法藏敦煌西域文献》（34册）、《俄藏敦煌文献》（17册），特别《俄藏敦煌文献》是首度公布于世，让中国学者在敦煌文献的占有上，第一次与外国学者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对中国乃到世界敦煌学的研究，起到了重大的推大作用。目前，海外敦煌西域文献的回归，正由单一汉文文种走向了西夏文、藏文和其他胡语文种的新领域，从俄罗斯、法国走向了英国、德国和其他国家，从文献编纂进而走向了文物出版。
近年来，新闻出版总署推出了“散失海外的中国珍稀文献出版工程”，并写进了《2011—2020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规划了《散失海外中国古籍总目》、《散失海外中国珍稀文献丛刊》、《中国基本古籍数据库》、《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总目》等子项目。国家在流失海外中国珍稀文献出版的编纂、出版和采购方面，都将投入了相当多的资金。
此一出版领域在今后五至十年的时间，将具有相当的空场市场。但随之而来的，将是更加激烈的竞争。一些较早进入此一出版领域、与欧美图书馆有较好合作的出版社，占据一定的先发优势，但亦不能掉以轻心。
另一种是“另辟蹊径型”。如果说“开眼向洋型”是在空间上做文章，那么“另辟蹊径型”则从时间上做文章：寻找那些当下尚处冷门，但即将迎来学术热点领域，提前着手，抢占制高点。
这种需要有超前的眼光，通过出版社和学界的共同努力，缩短一个相应的学科、研究领域由冷到热、由生到熟的时间。
这方面，以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敦煌西域文献集成”和广西师范大学《徽学资料汇编》为代表。他们刚刚进入相关出版领域时，其学术研究的氛围尚不太热，但已经为学界所关住，他们均在最恰当的时间进入，在有力推动相关学术研究领域发展的同时，也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
这种影印出版的模式，出版社要背负相当的经营风险。但如果正确预盼了学术研究的方向，将会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处于市场独占地位，取得相当的利润回报。
四、编纂增殖服务型
国内各大图书馆中，除国图、上图等少数图书馆外，绝大多数图书馆和图书收藏单位的科研实力有限。在当前“全民学术”的背景下，不少图书馆、图书收藏单位要追求在学术、科研一块的“增长点”，但苦于没有相应的科研人才与队伍，而“空守宝山无力取”。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在“中国著名图书馆馆藏珍地方志丛书”的编纂出版中，走出了一条具有特色之路——“编纂增殖服务型”。他们凭借出版社多年来在影印文献出版方面的丰富经验，打造了一支强有力的文献影印编纂出版队伍。这支队伍，是他们在与其他出版社的竞争时的利器：这支队伍既是一支精干的编辑队伍，也是一支作者队伍，在古籍影印文献的编纂方面，均有相当的造诣。在与馆方确定了选题，这支队伍就完全可以承担起选题的编纂工作，馆方只需派部分人员参与编纂。这种模式，短期内尚难有出版社复制。
五、回归传统型
这种模式主要是采用传统印装技术、传统的介质（宣纸等。有代表的有三种：
一种是“老板刷印型”。一些出版社利用老雕板（不少甚至具有文物价值），利用刷印的形式进行出版社。这方面，以中国书店出版社最具有代表性，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广陵书社等也出版一些此类出版物。
这种出版模式，因老雕板的稀缺性（独占性），因而具有市场独占性，利用其刷印的书籍，颇受不少书友的追捧，但这种模式的缺点在于老雕板资源的不可再生性，就是印一次少一次。
一种是以广陵书社为代表的“新雕版型”。广陵书社依托地处中国传统雕版技艺传承中心的优印，近年些新刻了不少古代典籍的新雕版，每次以刷印的形式印上为数不多的新本子，在市场上销售颇佳。这种技艺完全是中国传统的。
一种是“以珂罗版技术印刷书籍”。珂罗版是英文Collotype的音译。珂罗版印刷又称玻璃版印刷，是照相平版印刷工艺的一种。珂罗版与现代胶版印刷的最大区别是：后者为平面印刷，印刷品图像的层次是靠不同密度的网点构成的；前者则是无网点印刷，图像的层次是由不同厚度的油墨“堆积”而成，层次更加丰富细腻，质感也更强。尤其在宣纸上印刷中国古代字画，其逼真传神的表现是其他印刷方式所不能比拟的。为高质量地复制国家图书馆的馆藏书画作品，北京图书馆出版社于2001年成立了珂罗版印刷车间。数年来，印制了《道德经》、《墓志精华三十八种》、《中国国家图书馆藏青铜器全形拓片精品集》、《天女散花》、《陈章侯水浒叶子》、《稽古图》等仿真制品，得到了有关方面的一致好评。
六、高档礼品型
这种是以往的黄金书、礼品书的升级版（提高版）。以往的黄金书、礼品书，因其质次价格，尤其是在图书内容方面的精制滥造，已经声名狼藉。近些年在此书图书的开发销售方面做得比较成功的出版社、出版商，在产品的品质方面，做了极大的提升。
一是以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为代表的出版社出版模式，其出版的《营造法式》《明解增和千家诗注》《诗集传》《红楼梦图咏》《唐女郎鱼玄机诗集》精品仿真古籍，无论从图书版本的选取，编校的质量，还是复制工艺上，不惜工本，力求其工。其所出版的产品，虽不以“高档礼品”为其目的，但却成为不少人送礼的礼品书。这种模式，从盈利模式上来讲，与其普通的影印盈利模式，没有任何区分，与我们此处所讲的“高档礼品书”模式有一些差异。
一类以某文化公司为代表，其主要精力主要放在赠品上，书反而可有可无。这类出版物以政府、大型国企为主要目标客户，所以出版的主要是历代著名政治人物的典籍；其营销的重要平台，是各地的党报；其赠品相当精美，成为吸引人购买的最主要的卖点。这只是以往黄金书的改进型，或者改良版。
一类以“三希堂”为代表，追求外在的装帧和内在的质量统一。在出版内容上，三希堂基本采取的是借鸡生蛋上：一是从出版社已出版图书中，选取合适选题，以购买版权，或合作出版的形式，取得高端礼品版本的出版权；一种是自己提出选题策划，借助知名出版社的编辑力量，进行编辑加工。通过以上两种途径，有力地保证了出版物的编校质量。在合作对象上，宁缺毋滥，均选取在业内有相当影响的出版社。在产品的印制和装帧方面，极其讲究，力求让人仅凭视觉就能产生“值这个价”的第一印象。在营销方面，一是以企业家、政府采购为主要目标群体，故其在《人民日报》等高端党报上投入巨资做广告；一是建立了自己的发行营销队伍；三是高端高价，限量发行。其出版的高档礼品书，在一定程度上，改写了公众对民营文化公司礼品书精制滥造的不良印象。
后两种经营模式，均存在着可持续问题。其均以政府消费（企业家中，相当一部分是国有企业，其亦当有相当的政府消费因素；民营企业家的消费中，亦有相当一部分以政府工作对象为赠送对象的）为最主要的对象，随着中国政府透明度的不断提高，政府采购或以政府工作人员为赠送对象为目的采购将大量减少，其主要市场将不断衰减。与此同时，随着中国民众文化水平的提高和经济实力的大幅提升，个人在高品质图书消费方面，高档礼品型图书的个人消费市场将有较大提升。但总体而言，减少增多，这一市场问体规模将会有所缩小，其竞争也将日趋激烈，赠品型经营模式将难以生存，物美价高的经营模式会有一定的生存空间。
七、数字技术下的古籍影印
数字出版技术的发展，对出版业带来的了巨大的冲击。古籍出版，尤其是影印出版，亦未能例外。特别是数字技术在全文影像、检索方面，无论对大型古籍的使用者、收藏购买者、传递、使用，均带来了无可比拟的优势。
目前，在古籍影印相关的数字化方面，在大型文献的数字化影印出版方面，已形成了相对成熟的商业模式：一类是大型丛书型。最早推出较大影响的是上海人民出版社和香港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的《文渊阁四库全书》的全文电子检索版；目前大型丛书尚有《四部丛刊》、《大藏经》、《丛书集成》、《古今图书集成》等；一类是以“中国基本古籍库”为代表古籍总汇型；一类是馆藏特色型，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馆藏丰富的图书馆，都基于其馆藏特色，开发出“甲骨世界”、“西夏碎金”、“数字方志”等特色文献库。其特色均以图书馆、科研机构为主要销售群体，但在中小型影印图书的数字化方面，则是举步维艰。其主要原因是：一是对古籍影印版权的界定及保护，尚存着极大的漏洞；二是共建共享、免费使用的网络共识下，不少网友，将新出版的影印图书，扫描后上传到网上，供大家免费下载，大家更无购买的意愿和动机；中小型纸质影印文献的销量虽然极其有限，但其利润较为稳定，相关出版机构也没有开发相关数字化产品的内在动力。
目前，传统出版社在这方面的步伐比较慢，民营文化机构、图书馆等公益机构比较积极；港台地区和日本、美国的图书收藏、学术研究和出版机构比较积极，进入较长，中国大陆进入较晚，但近年来发展较快。
在全球数字出版领域，以电子期全刊文数据库、包含中国古籍数据库在内的大型文献数据库，已形成了较为成功的盈利模式：其虽存在前期投入过大，开发周期过长，市场推广成本较高等因难，但其销售对象高度确定（以图书馆、教学科研机构等主），使用的方便快捷，其用户市场已经相当成熟，并且在快迅增长。
十七届六中全会作出的《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把推进文化典籍资源数字化，看做是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的重要手段；《2011—2020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中规划了不少古籍数字化项目。国家在古籍数字化方面的投入，将会有极大的提升。
与此同时，海内外的图书馆在电子数据方面采购费用，无论是从绝对金额，还是占总经费的比例，均逐年提升。古籍数字化的市场，毫无疑问，将是古籍出版（尤其是影印出版）一块最具增长潜力的市场。
相对于排印的整理方式，影印有着短平快的优势：短，指出版周期相对较短，只要选定底本，就可以很快地出版出来；平，对编辑加工能力的要求相对较低；快，其印数有限，销售周期较短，又因定价较高，收益快。
有鉴于此，不少出版社、民营文化公司看到当下影印图书市场趋好，纷纷加入进来。但大多没有什么规划，主要跟着感觉走：或者“跟风”，看市场上什么影印的东西好卖，就拿人家的本子一印，赚上一笔；或者“想象”，感觉什么东西好卖，就做什么。这种模式偶尔也会碰上一个好的底本或好的选题。但因其没有系统规划，出版的东西往往杂乱无章，不成体系，不具有可持续性。对那些不具有积累、追求短平快的民营文化公司来说比较“适合”——快进快出，捞一票就走。
相形之下，大多数古籍出版社在影印出版方面均有系统的规划。而这当中，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最具代表性，他们根据自身的特点，将影印出版作为其最主要的出版模块，形成了大中小、远中近的系统规划。非古籍专业出版社中，大象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在影印出版方面，也颇有规划。大象出版社以晚清民国文献的影印出版为重点，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则在海外中文文献的影响方面，颇具特色。
目前古籍影印出版的几种模式及其优缺点。
一、大型丛书式
这种模式以“四库系列”最为出名。上世纪八十年末、九十年代台湾商务、上海古籍相继推出《文渊阁四库全书》的影印版，催热了大型影印丛书的市场。后面不少出版社以“四库”的名头，推出了《景印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1985—1988年台湾学生书局影印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本）、《续修四库全书》（1994—200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四库存目丛书》（1994—1997年齐鲁书社影印本）、《四库存目丛书补编》（2000—2002年齐鲁书社影印本）、《四库禁燬书丛刊》（1997—1999年北京出版社影印本）、《四库禁燬书丛刊补编》（2004年北京出版社影印本）、《四库未收书辑刊》（1997—2000年北京出版社影印本）。
这种集成性的丛书，因其部头偏头，收书太多，底本征集涉及的收藏单位过多，底本的获取渐渐成为最大的难关：近年来，收藏单位底本费逐年上升，一些收藏单位待价而沽；一些图书馆基本种种考虑，出版社支付再高的底本费也不予以提供。从这方面讲，新编集成性文献丛书编纂的难度较以前要大不少。
但与之同时，近年来国家在图书馆、高校等建设方面投入了相当的资金，图书馆、高校、科研机构的资金充足情况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新高度，而且上述机构在大型文献的购置方面也舍得投入。单从销售角度来讲，大型集成性文献的市场正处于历史最好的时期。因此，只要有好的选题，严格控制成本，出版社的利润还是有相当保证的。
二、“近水楼台独占月”型
一类以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为代表，他们依托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丰富的馆藏资料，以及雄厚的科研实力，开发出了大量高质量的影印书籍。一类是以文物出版社、方志出版社为代表的部委所属出版社，利用部委的影响力，长期垄断了相关出版领域的出版资源。
随着出版体制的改革，主管部门与出版社的剥离，这种依靠隶属关系而取得“近水楼台独占月”的好日子，将渐行渐远。目前，上海图书馆在一些重要馆藏资源、重大研究项目的出版上，已经引入了招投标制。我们认为，这种竞标模式将渐趋常态化。相关出版社必须提高自身的出版实力，才能在竞争中取得最终的胜利。
三、错位竞争型
即绕开众多出版社都关注的出版热点，另外寻找新的影印资源。
这种影印出版模式目前有两种代表类型。
一种是“开眼向洋型”，即向海外寻找新的影印出版资源。
由于种种原因，中国有大量的珍稀文献散失在海外。郑振铎就曾沉痛地说：“史在他邦，文归海外，奇耻大辱，百世莫涤。”上世纪八十年代，国门重新打开，中国出版界与海外的交流渐趋增多，众多的海外典籍的被影响回归，这方面以“敦煌西域文献集成”的回归最具有代表性。
国学大师陈寅恪曾慨叹：“敦煌学术，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中国学者在敦煌学上的落后，既与近代中国动荡频仍有关，鲜有一个安静的学术环境有关，更与第一手文献的缺乏有关：敦煌文献主要藏在英、法、德、俄等国家，中国学者鲜有亲眼看到敦煌卷子的：解放前，能有前获得到欧美亲见敦煌卷子的人，是极少数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学者；解放后，中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与国际学术交流中断，更是难以亲见。后来虽有缩微胶卷，和黄永武的《敦煌宝藏》，但前者观看太不方便，后者文献影印质量太差。
从上世纪八十年以来，上海古籍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做了大量的工作。可以说，这一波海外敦煌文献的影印出版，既是中国“敦煌文献的出版史”，更是一部中国学者追赶、反超国外敦煌学研究的历史：四川人民出版社推出了的《英藏敦煌文献》（1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则先后推出了《法藏敦煌西域文献》（34册）、《俄藏敦煌文献》（17册），特别《俄藏敦煌文献》是首度公布于世，让中国学者在敦煌文献的占有上，第一次与外国学者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对中国乃到世界敦煌学的研究，起到了重大的推大作用。目前，海外敦煌西域文献的回归，正由单一汉文文种走向了西夏文、藏文和其他胡语文种的新领域，从俄罗斯、法国走向了英国、德国和其他国家，从文献编纂进而走向了文物出版。
近年来，新闻出版总署推出了“散失海外的中国珍稀文献出版工程”，并写进了《2011—2020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规划了《散失海外中国古籍总目》、《散失海外中国珍稀文献丛刊》、《中国基本古籍数据库》、《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总目》等子项目。国家在流失海外中国珍稀文献出版的编纂、出版和采购方面，都将投入了相当多的资金。
此一出版领域在今后五至十年的时间，将具有相当的空场市场。但随之而来的，将是更加激烈的竞争。一些较早进入此一出版领域、与欧美图书馆有较好合作的出版社，占据一定的先发优势，但亦不能掉以轻心。
另一种是“另辟蹊径型”。如果说“开眼向洋型”是在空间上做文章，那么“另辟蹊径型”则从时间上做文章：寻找那些当下尚处冷门，但即将迎来学术热点领域，提前着手，抢占制高点。
这种需要有超前的眼光，通过出版社和学界的共同努力，缩短一个相应的学科、研究领域由冷到热、由生到熟的时间。
这方面，以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敦煌西域文献集成”和广西师范大学《徽学资料汇编》为代表。他们刚刚进入相关出版领域时，其学术研究的氛围尚不太热，但已经为学界所关住，他们均在最恰当的时间进入，在有力推动相关学术研究领域发展的同时，也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
这种影印出版的模式，出版社要背负相当的经营风险。但如果正确预盼了学术研究的方向，将会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处于市场独占地位，取得相当的利润回报。
四、编纂增殖服务型
国内各大图书馆中，除国图、上图等少数图书馆外，绝大多数图书馆和图书收藏单位的科研实力有限。在当前“全民学术”的背景下，不少图书馆、图书收藏单位要追求在学术、科研一块的“增长点”，但苦于没有相应的科研人才与队伍，而“空守宝山无力取”。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在“中国著名图书馆馆藏珍地方志丛书”的编纂出版中，走出了一条具有特色之路——“编纂增殖服务型”。他们凭借出版社多年来在影印文献出版方面的丰富经验，打造了一支强有力的文献影印编纂出版队伍。这支队伍，是他们在与其他出版社的竞争时的利器：这支队伍既是一支精干的编辑队伍，也是一支作者队伍，在古籍影印文献的编纂方面，均有相当的造诣。在与馆方确定了选题，这支队伍就完全可以承担起选题的编纂工作，馆方只需派部分人员参与编纂。这种模式，短期内尚难有出版社复制。
五、回归传统型
这种模式主要是采用传统印装技术、传统的介质（宣纸等。有代表的有三种：
一种是“老板刷印型”。一些出版社利用老雕板（不少甚至具有文物价值），利用刷印的形式进行出版社。这方面，以中国书店出版社最具有代表性，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广陵书社等也出版一些此类出版物。
这种出版模式，因老雕板的稀缺性（独占性），因而具有市场独占性，利用其刷印的书籍，颇受不少书友的追捧，但这种模式的缺点在于老雕板资源的不可再生性，就是印一次少一次。
一种是以广陵书社为代表的“新雕版型”。广陵书社依托地处中国传统雕版技艺传承中心的优印，近年些新刻了不少古代典籍的新雕版，每次以刷印的形式印上为数不多的新本子，在市场上销售颇佳。这种技艺完全是中国传统的。
一种是“以珂罗版技术印刷书籍”。珂罗版是英文Collotype的音译。珂罗版印刷又称玻璃版印刷，是照相平版印刷工艺的一种。珂罗版与现代胶版印刷的最大区别是：后者为平面印刷，印刷品图像的层次是靠不同密度的网点构成的；前者则是无网点印刷，图像的层次是由不同厚度的油墨“堆积”而成，层次更加丰富细腻，质感也更强。尤其在宣纸上印刷中国古代字画，其逼真传神的表现是其他印刷方式所不能比拟的。为高质量地复制国家图书馆的馆藏书画作品，北京图书馆出版社于2001年成立了珂罗版印刷车间。数年来，印制了《道德经》、《墓志精华三十八种》、《中国国家图书馆藏青铜器全形拓片精品集》、《天女散花》、《陈章侯水浒叶子》、《稽古图》等仿真制品，得到了有关方面的一致好评。
六、高档礼品型
这种是以往的黄金书、礼品书的升级版（提高版）。以往的黄金书、礼品书，因其质次价格，尤其是在图书内容方面的精制滥造，已经声名狼藉。近些年在此书图书的开发销售方面做得比较成功的出版社、出版商，在产品的品质方面，做了极大的提升。
一是以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为代表的出版社出版模式，其出版的《营造法式》《明解增和千家诗注》《诗集传》《红楼梦图咏》《唐女郎鱼玄机诗集》精品仿真古籍，无论从图书版本的选取，编校的质量，还是复制工艺上，不惜工本，力求其工。其所出版的产品，虽不以“高档礼品”为其目的，但却成为不少人送礼的礼品书。这种模式，从盈利模式上来讲，与其普通的影印盈利模式，没有任何区分，与我们此处所讲的“高档礼品书”模式有一些差异。
一类以某文化公司为代表，其主要精力主要放在赠品上，书反而可有可无。这类出版物以政府、大型国企为主要目标客户，所以出版的主要是历代著名政治人物的典籍；其营销的重要平台，是各地的党报；其赠品相当精美，成为吸引人购买的最主要的卖点。这只是以往黄金书的改进型，或者改良版。
一类以“三希堂”为代表，追求外在的装帧和内在的质量统一。在出版内容上，三希堂基本采取的是借鸡生蛋上：一是从出版社已出版图书中，选取合适选题，以购买版权，或合作出版的形式，取得高端礼品版本的出版权；一种是自己提出选题策划，借助知名出版社的编辑力量，进行编辑加工。通过以上两种途径，有力地保证了出版物的编校质量。在合作对象上，宁缺毋滥，均选取在业内有相当影响的出版社。在产品的印制和装帧方面，极其讲究，力求让人仅凭视觉就能产生“值这个价”的第一印象。在营销方面，一是以企业家、政府采购为主要目标群体，故其在《人民日报》等高端党报上投入巨资做广告；一是建立了自己的发行营销队伍；三是高端高价，限量发行。其出版的高档礼品书，在一定程度上，改写了公众对民营文化公司礼品书精制滥造的不良印象。
后两种经营模式，均存在着可持续问题。其均以政府消费（企业家中，相当一部分是国有企业，其亦当有相当的政府消费因素；民营企业家的消费中，亦有相当一部分以政府工作对象为赠送对象的）为最主要的对象，随着中国政府透明度的不断提高，政府采购或以政府工作人员为赠送对象为目的采购将大量减少，其主要市场将不断衰减。与此同时，随着中国民众文化水平的提高和经济实力的大幅提升，个人在高品质图书消费方面，高档礼品型图书的个人消费市场将有较大提升。但总体而言，减少增多，这一市场问体规模将会有所缩小，其竞争也将日趋激烈，赠品型经营模式将难以生存，物美价高的经营模式会有一定的生存空间。
七、数字技术下的古籍影印
数字出版技术的发展，对出版业带来的了巨大的冲击。古籍出版，尤其是影印出版，亦未能例外。特别是数字技术在全文影像、检索方面，无论对大型古籍的使用者、收藏购买者、传递、使用，均带来了无可比拟的优势。
目前，在古籍影印相关的数字化方面，在大型文献的数字化影印出版方面，已形成了相对成熟的商业模式：一类是大型丛书型。最早推出较大影响的是上海人民出版社和香港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的《文渊阁四库全书》的全文电子检索版；目前大型丛书尚有《四部丛刊》、《大藏经》、《丛书集成》、《古今图书集成》等；一类是以“中国基本古籍库”为代表古籍总汇型；一类是馆藏特色型，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馆藏丰富的图书馆，都基于其馆藏特色，开发出“甲骨世界”、“西夏碎金”、“数字方志”等特色文献库。其特色均以图书馆、科研机构为主要销售群体，但在中小型影印图书的数字化方面，则是举步维艰。其主要原因是：一是对古籍影印版权的界定及保护，尚存着极大的漏洞；二是共建共享、免费使用的网络共识下，不少网友，将新出版的影印图书，扫描后上传到网上，供大家免费下载，大家更无购买的意愿和动机；中小型纸质影印文献的销量虽然极其有限，但其利润较为稳定，相关出版机构也没有开发相关数字化产品的内在动力。
目前，传统出版社在这方面的步伐比较慢，民营文化机构、图书馆等公益机构比较积极；港台地区和日本、美国的图书收藏、学术研究和出版机构比较积极，进入较长，中国大陆进入较晚，但近年来发展较快。
在全球数字出版领域，以电子期全刊文数据库、包含中国古籍数据库在内的大型文献数据库，已形成了较为成功的盈利模式：其虽存在前期投入过大，开发周期过长，市场推广成本较高等因难，但其销售对象高度确定（以图书馆、教学科研机构等主），使用的方便快捷，其用户市场已经相当成熟，并且在快迅增长。
十七届六中全会作出的《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把推进文化典籍资源数字化，看做是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的重要手段；《2011—2020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中规划了不少古籍数字化项目。国家在古籍数字化方面的投入，将会有极大的提升。
与此同时，海内外的图书馆在电子数据方面采购费用，无论是从绝对金额，还是占总经费的比例，均逐年提升。古籍数字化的市场，毫无疑问，将是古籍出版（尤其是影印出版）一块最具增长潜力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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